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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人物给我们的启示

来源:本站原创  作者:佚名  2016年11月18日  阅:  字体:

  季羡林曾说过:“世界上历史悠久、地域广阔、自成体系、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: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,再没有第五个;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,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,再没有第二个。”华夏文明,跌宕起伏,波澜壮阔,历经千年,在东方时空乃至世界范围内依然璀璨夺目,熠熠生辉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的展现,而传统文化更是一个民族的根。

  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在《心之力》救世奇文中写到:“千古圣人,教化为根。”可见教导化育一直都是传统文化的核心。文章还说:“西方强盗宗教亦有旧约主神虐民之邪暴,后有耶稣新约爱民之改良。神魔心性之变幻如此,故世人多为耶稣所迷。耶稣明之故说忏悔,懂耻而不恶;孔子明之故说修心,知止而不怠;释迦明之故说三乘,明心而不愚;老子明之故说无为,清静而不私。心为万力之本,由内向外则可生善、可生恶、可创造、可破坏。由外向内则可染污、可牵引、可顺受、可违逆。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,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。心之伟力如斯,国士者不可不察。”不难看出青年时的毛泽东已深明传统文化大义,希望用儒释道的内容来教化众生,从道德、心性上的根本教育入手,度“愚人”、“凡人”为“圣人”、“贤人”,造就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之景象,进而改变世界面貌。

  毛主席对《道德经》爱不释手,每到一处必带《道德经》。例如,1959年10月23日,出行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,便有“关于《老子》的书十几种”。

  主席一生很重视佛教经典的学习和研究。如《金刚经》、《六祖坛经》、《华严经》,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,他都读过一些。他特别欣赏禅宗六祖慧能,《六祖坛经》一书,他经常带在身边。他多次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,赞赏慧能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。主席说,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,创顿悟成佛说,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;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。因此,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,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。在他的影响下,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,甚至可以“喝佛骂祖”。这种对传统文化继承又不拘泥,敢于打破陈规又勇于创新,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,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,与毛主席追求变革,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,并使之中国化、民族化的思想,大有相通之处。

  再看另外两位人物,曾国藩和王阳明。曾国藩是清朝时期的军事家、理学家、政治家,“中兴名臣”之一,也是文学家,晚清散文“湘乡派”创立人。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,封一等毅勇侯。他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,自幼勤奋好学,6岁入塾读书。8岁能读八股文、诵五经,14岁能读《周礼》《史记》文选,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,成绩列为优等。22岁中秀才,23岁中举人,27岁“赐同进士出身”,36岁超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,38岁又升授礼部右侍郎,此后九年中,遍兼兵、工、刑、吏各部侍郎,掌管机枢军政大事,十年七迁,连跃十级,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,创造了清廷任官的奇迹。毛主席曾说:“吾于近人,独服曾文正”。综观曾国藩的一生,他以儒家“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训示严格砥砺自己,他一面笃于修身,精研理学,格物致知,雅好诗文,自成一格;一面又适应时势的要求,探讨解决内忧外患的治国方略,同时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响,倡导洋务。

  他的思想主体可以归入儒家。同时,他对佛教也有着深入的学习,从他的词句中不难看出端倪,“橐驼对坐不相管,两家各有无言禅。”“开图对此好溪山,万重云水一僧闲。”“它日曹溪付与谁?更向禅宗参玉版。”以他这种受湘学影响至深的务实作风,如果对佛教不甚了解的话,是不可能妄谈“禅”、“僧”的。“花猪竹鼠肯分否?”“拈花参妙谛,惟神功能发能收。”这是明显的佛教思想,一说万物一体,一显禅宗机锋。另外曾国藩还努力参禅修定。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多处记载他焚香静坐以及心得,道光22年10月27日记载:“静字功夫要紧,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,亦是静字功夫足。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,所以他不动心。若不静,省身也不密,见理也不明,都是浮的。总是要静。”

  曾国藩一生步履艰难,苦心孤诣,入世出世,按佛教或者道教的说法可以算是终归本源。毛泽东早年也曾称赞曾国藩是找到了大本大源的人。

  王阳明是明代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,心学唯心主义集大成者。相传,他的父亲王华对他家教极严,王阳明少年时学文习武,十分刻苦,但非常喜欢下棋,往往为此耽误功课。他的父亲虽然多次责备,但总不见成效,一气之下,就把象棋投入河中。他很受震动,顿时感悟,作诗明志“炮响一声天地震,忽然惊起卧龙愁”。他以诸葛亮自喻,决心要作一番事业。此后刻苦学习,学业大进,骑、射、兵法,日趋精通。27岁时考取进士,授兵部主事。王阳明早期尊崇程朱理学,为了实践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,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子之理,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,什么都没有发现,人却因此病倒,这就是著名的“守仁格竹”。34岁时因反对宦官刘瑾,被廷杖四十,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。而后,他对《大学》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,他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,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。认识到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,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”史称龙场悟道。36岁时先生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,首次提出“知行合一”说。50时提出学说宗旨“致良知”,倡导“君子之学,唯求其是”的“求是”学风。

  先生上马治军,下马治民,文官掌兵符,集文武谋略于一身,作事智敏,用兵神速。以镇压地方骚乱和平定“宸濠之乱”拜南京兵部尚书,封“新建伯”。思想上立定儒学根本,大胆融摄禅宗思想,对儒学作了创造性的发展。心学作为中国古代儒学最后的丰碑,对后世的学术发展,无论是儒学还是佛学,影响都较为深远。《左传》中说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三不朽。”但鲜见“三立”之贤人,而先生实属中国历史罕见的贤人之一。

  人们常说,开卷有益。所谓柔日读史,刚日读经,经史合参。往事千年,星火依稀。往者不可谏,来者犹可追。传统文化好比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,根深才能叶茂。真要是找到了这个根,用起来自然是一本散万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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